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小小的红枣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征途中，毛泽东到达彝民区。当地彝民听说红军的首领来了，就把特制的酪枣送给毛泽东，并要他亲口品尝，以表达友好情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怕出意外，要求代尝。可彝民不同意。这时，毛泽东跨前一步，用双手接过酪枣，亲切地说：“还是我来。”他一边吃着一边称赞酪枣：“好吃，好吃!”还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后，我要是做了‘皇帝’，彝民同胞要是给我‘进贡’的话，就让他们进贡酪枣好了。”说的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四十年代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延安枣园村。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距城15华里。当毛主席得知枣园和附近的群众长期靠天吃饭时，便指示中央警卫连的战士与群众一起，修了一条十余里长的“幸福渠”，引用河水来灌溉附近的土地。枣园的群众唱着“毛主席来了幸福来”的歌曲，捧着当年收获的大红枣，到中央书记处慰问。毛泽东把鲜枣分给警卫战士，还讲了枣园起缘的故事。在很早以前，枣园对面的侯家沟村，有个姓赵的文人在京城做阁老大官。有一年陕北大旱，阁老回到肤施(延安)，不顾远程劳累，便走访民间疾苦，上山察看灾情。一位满腮长须的老人见此深受感动，就赶来为阁老斩棘开遭。阁老劝老人把酸枣根移栽到附近的村庄，再嫁接成大枣，老人点头赞许。后来枣园和附近的阳崖、裴庄、侯家沟、邓家沟、莫家湾一带，村村枣树成林。过了好多年，人们才知道那位做好事的老人，原来是山上的土地神。最后，毛主席说：那个阁老，还有土地爷，他们体察民情的精神，我们是要学习的。
    1945年秋，毛泽东率中央代表团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同在渝的各界知名人士会见，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到渝不久，民盟领袖张澜先生在家设宴欢迎毛泽东时，特地献上家酿枣酒。席间，饮过此酒的周恩来说：这酒浓度不高，但味道香醇。毛泽东品尝后说：“好酒，好酒。”9月13日，毛泽东又会见了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著名作家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当张恨水起身告辞时，毛泽东把一块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送给张恨水，并握着作家的手深情地说：“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张恨水捧着礼物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同家人叙述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对夫人说：“毛泽东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张夫人见到陕北的风味物产倍觉亲切，当即熬成香甜可口的小米红枣粥，全家人团坐品尝。后来，张恨水的女儿回忆说：“那是我们兄妹第一次吃小米红枣粥。不但觉得香甜可口，而且还觉得有几分神秘感。”

平日，毛泽东在延安招待贵客时，餐桌上常常少不了红枣。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土窑洞前的平台上接受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采访时提出来的。夜幕降临前，毛泽东请斯特朗吃饭。席间，端上了用小米、红枣、花生和核桃仁熬成的稀粥。毛泽东歉意地说：“这里条件差，没有别的”。停了停又风趣地说：“这就算延安的八宝粥吧。”斯特朗边吃边说：“好，好。”
    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为了“用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于3月18日最后撤离延安。3月下旬，在清润县枣林丛生的枣林则沟村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领导，去河东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则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同年10月，毛泽东转战到佳县神泉堡。这里枣林丛丛，果实累累。毛泽东身边的一位新战士拾起几颗落地红枣边吃边说：“啊呀!黄河畔上的红枣名不虚传，真个好吃。”走在前边的毛泽东回头笑着说：“怎么，你带头违反纪律?”新战士忙解释说：“是从地上捡来的。”毛泽东说：“地上的枣子是哪来的?枣子熟了，当然要往下掉，总不会朝天上飞吧!”说的大家都笑起来。这位新战士带着羞色忙把没吃的枣放回路边。有个小战士思想没转过弯来，低声说：“枣子掉在路上，踏坏了多可惜!还不如吃了好。”毛泽东耐心地说：“踏坏了的确可惜，可是捡起来放在树下，不是踏不坏吗?再说，老乡见你吃枣子，他不知道你是捡来的还是摘来的，人家会有意见的。”战士们听了毛泽东的话，就趁休息时间，仔细地把落在路上的枣子捡起来，堆在树下。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老同志每逢进京开会，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带去的地方产品中，总少不了红枣。有一年，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杨步浩专程带了小米、红枣、豆子进京看望毛主席。毛泽东在欢迎杨步浩的家宴上深情地说：“陕北的红枣，对中国革命也有一份功劳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