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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明老师是地道的匈奴后裔，纯粹的佳县土著人。低矮的个头。习惯留着短寸发，有着一双迷人而聚光的眼神，嘴角两边总是向上微翘，完全一个乐天派的模样，不修边幅，倒也不失精干利索。就凭他的形象和素常装扮你怎么也不会把他与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他却是被大师级作曲家赵季平看好的颇有天赋、特别勤奋的音乐艺术家。
在我还尚未读师范前，已经耳闻了徐光明老师赫赫名声，大有“一把二胡打天下”的美誉。上学期间却无缘与其接触，甚至没有将其人其名对号入坐。但进一步明确了他的身份——时任地区文工团专职作曲兼指挥。
大概是在我毕业后一年的某个夏日的下午，一位陌生的中年朋友询问到我所在的中学，踏进了我高居三斋的宿办合一窑洞，开门见山的介绍说：我叫徐光明，专程到你县里搞点采风，主要想了解清涧道情音乐，希望你能合作。哈哈，来访者满腔热情，满脸真诚；被访者却是满脸通红，受宠若惊......具体细节早已模糊不清。
哦，先生的那股爽朗，那种随和，那份不拘一格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俩彼此的距离。我除了喜不自禁乐而忘怀喜出望外，还有什么好说呢？这是我渴慕已久早就崇拜的偶像哦......
我俩简直是天作之合莫逆至交，大有一见如故之缘，也存相见恨晚之憾。当天下午不待我留饭，光明老师却反客为主严正词严正经八板的宣布他不走了。这样一来自然就减少了我多少窘迫。
当天下午，老师在我的小锅小灶上亲自展示了他精湛利索的厨房技艺。从此一旦有表现机会，我便到处张扬显摆着用一只罗锅滩制瓤皮的绝活。
晚饭在一片轻松的欢声笑语中结束。
其后，老师没用我怎么恳求，操起我仅有的一把劣质二胡神情十分投入的演奏了优秀传统曲目《豫北叙事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近距离聆听欣赏专业高水准的二胡独奏。
从此，我便知道了《豫北叙事曲》这首名曲，对此产生了独衷的情怀，以至于对这首乐曲终生“耿耿与怀”。而每当我欣赏或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也就自然想起了亲切随和的徐光明老师。
其后的20多年里与徐光明老师也仅仅只有一次书信和两次会晤。老师纯朴的人格对我印象至深。正象平凹先生为我一文友书中题序道：我们相识的时候，感觉里就已经很熟，他来了就来了，要走就走了，从未迎接送别，熟而平淡，这也是好人的交往。
也是在一次民歌调演时相遇的。调演期间好饭好菜的，对一个乡吧佬来说不压于过年哦。而光明老师执意要拉着我到家里作客，盛情难却，我也无须故作忸怩。去后只有师母在家，她早就张罗了丰盛的菜肴在期待着。
顺便交代两句。师母姓张，当时在团里演奏琵琶，在音乐学院学的却是竹笛。后来调到省文化厅艺术科没有几年就又走马上任陕西省杂技艺术团团长（一把手），比我的老师更出色呢。
话再说回来，在老师家里做客，可能是看到学生做派的我有点拘束，老师就先向师母夸我板胡拉得很好。本来是为缓和气氛，却倒让我满脸烫热，浑身一阵阵的不自在起来......老师豪爽的性格是与酒有关连的，老师坚持要上酒，滴酒不沾的我执意推辞，也怪我年轻不谙世事，逼得盛情好客的老师又专门跑出去买了几瓶“格瓦斯”（类似汽水的饮料）才圆了老师的初衷。哦，后来才想起，老师当时在我那里四五天宿在招待所，食在我的寒舍，无知的我怎么想不起来为老师营造一点酒文化的气氛呢？
到80年代中期我也调到铜城工作时，打听到徐光明老师在陕西戏剧研究院（现在任该院业务团长），借去西安办事的空挡专门看望老师，不巧的很，老师没在，行动未果。
到90年代初期某年的秋季，徐光明老师随该团来铜城两天演出，每次老师给我前排雅座我都放弃了，我找个凳子专门屈就于老师指挥的乐队旁边欣赏他的指挥艺术风采。每次演出完就随老师到他下榻的宾馆屈膝叙谈。我请教他指点我的音乐歌曲习作，他总是认真负责直截了当的指出一些毛病来，让我自己修改。他直言不讳的说，他在每次请教赵季平先生的时候也都是如此。
记得那次书信来往则是这样的经过。老师采风离开后的不久，写信向我索要王方亮（著名作曲家）编著的《陕北民歌无伴奏合唱》一书中《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曲谱，我知道他创作急需，所以在收信的当天公公整整的为老师抄写好立马邮寄去。
最近一段时间，文化圈内的人士都在传闻徐光明老师可能要任下一届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也有人说要当秘书长的。传闻未必都真。治学严谨，酷爱艺术者的老师是不会在意这些虚无传闻的。
作为一贯敬重老师为人为艺的我，只希望老师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从容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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