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曲《信天游》，“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让陕北民歌唱红了大江南北。20多年过去了，“西北风”还在，只是“刮风”的地点有所偏移：一些外地歌手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中，以演唱陕北民歌屡获大奖，而我们却只能是望之兴叹——
    今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山西民歌手阿宝用高亢嘹亮而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陕北民歌的特色演绎到了极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程琳的一曲《信天游》让陕北民歌在大江南北刮起的那股强劲的西北风；紧接着范琳琳“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一时间传唱大街小巷；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开路先锋崔健吼出了《一无所有》：朴实、苍凉、激昂之中隐隐作痛，正是陕北这块黄土地的本性；仍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那部被称为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的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里的主题曲《女儿歌》，完全算得上一曲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信天游。
    然而，这些曾经有过的辉煌，是否证明了陕北民歌的现状可以让人高枕无忧了？答案却不那么让人乐观。
    陕北民歌发展至今已出现了断层和失落，甚至存在着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消失的可能：那些老的民间艺人、民歌手们逐渐老去，好多已不在人世；年轻一代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等等与陕北民歌产生和流行时的背景有了质的变化，除了少数流行的陕北民歌经典名曲之外，他们热衷于追星，热衷于影视名曲、校园歌曲，而不再对陕北民歌情有独钟。而为数较少的青年民歌手们，他们虽然有着天生的好嗓音，也受过一些专业训练，但能真正打出名来的却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陕北民歌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艾邵青认为，如今融入时代气息的新民歌太少。时下在一定的演唱场合能听到的多是那些《三十里铺》、《兰花花》、《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等听熟了的民歌，而鲜少听到新民歌。这又与编创新民歌的人太少有关：眼下业余爱好编创民歌者很少见到，专业创作人员创作新民歌者更是寥寥无几。榆林市民间艺术团团长李静则认为，一些歌手觉得曲调里有陕北民歌的元素就可以称为陕北民歌，实际上这是对陕北民歌的本质认识不清。陕北民歌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心声的外泄，是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有感而发。现实中优秀民歌的产生非常之少，有事业心的歌手无歌可唱的局面就更让人深感忧虑。从研究发展上看现在对陕北民歌的研究走进了一个误区，把陕北民歌变成了考证学，不可否认陕北民歌的产生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是，当它形成作品以后就是艺术的了。陕北民歌的原生态虽是一种陕北老百姓口头传唱文学，但经过文化工作者的挖掘、创新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鼓舞和情感愉悦作用。
    在通俗歌曲发展迅猛、娱乐方式日趋增多，人们欣赏情趣多元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陕北民歌被人冷落，处境尴尬，自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与陈旧感。长期研究陕北民歌的省音协会员李德忠认为，传统的陕北民歌亟待革新。就传统陕北民歌产生的自然环境看，需要革新。传统陕北民歌产生于生产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这里山丘连绵，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社会交往极难。因而，造成“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只有靠自己即兴吟唱的山歌野调抒发思想感情、淡化苦闷生活的状况。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愚昧、落后、封闭的生活状况完全被改变、被打破，描述陕北农村苦难的传统民歌的内容，已不符合生活实际。就传统陕北民歌的内容来看，需要革新。众所周知，传统陕北民歌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反映劳动人民在旧时代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遭剥削的苦难生活与悲惨命运；二是控诉封建礼教、买卖婚姻的罪行；三是歌唱男女忠贞爱情；四是表达劳动人民理想、愿望与追求；五是诅咒地主和坏人。今天，劳动人民成了国家主人，封建礼教、买卖婚姻已被取缔，自由恋爱早成时尚，传统陕北民歌中描述的情况不复存在。时下，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娱乐方式的日益繁多，人们对音乐有了新的、更高的审美要求和情趣，求真、求新、求雅、求精短，不再青睐陈旧、粗俗、冗长的歌曲。传统陕北民歌的陈词旧调很难引起人们的欣赏欲望与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