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成就来源于科学实践
拓家河水库上马时，我国的工程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在这之前的水利工程主要靠苏联专家帮助和援助。建国初期，我县安民沟淤地坝和袁子河滚水坝等小工程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到上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力量更是薄弱。技术干部非常少，而且缺乏修建大型水库的实践经验。当时，省上和专区水利部门非常重视，派来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最有权威的是黄朝建工程师，解放前的大学生。他50多岁，是个大个子，蓝眼睛，像个外国人，留过洋。他是拓家河水库的总设计师，工作很吃苦，言语少，生活简朴，只埋头工作。他带一个搪瓷脸盆，白天是脸盆，晚上当尿盆。他给我们讲技术，说当工程师要从削铅笔开始，要削成两公分长，斜度要一样，要均匀，这是基本功。绘图用特制的方格纸，用的铅笔也是特制的中华牌高级绘图铅笔，B铅软，H铅硬，一般都用H或H1。基本上全是手工计算，仅有一台苏制的手摇计算机，只有黄工和少数几个人会用。大部分还用计算尺，有时不十分准确。大家都很崇拜他。记得黄工给我们说解放前他们上大学实习时，老师是洋人。看镜子时中国学生把镜子整平对中，用轿子把洋人抬过来读数据，说明我们国家的技术太落后了。
水库工程组组长何向前，河南人。60年代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支援陕北，分到拓家河，后为副总指挥兼工程组组长。水库工程除黄工外，他是最具体负责的技术权威。他工作非常辛苦，要安排和审查所有单项工程的勘测成果和设计预算，经常解决工程技术上的难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为指挥部把关和提供决策依据的作用。他戴一幅近视镜，有专家的气质，总是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他尊重科学，敢于直言，坚持原则，是水库工程技术的统领，在水库上从头干到尾。1980年调黄委会，后调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任西安分公司总经理。1977年夏秋，水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进行竣工决算。因为在施工过程中，设计和施工难免有所差距，如各个建筑物的断面、衬砌的厚度、沿途滑塌、基础的隐患及深度宽度，不可预计因素等方面的设计变更，都要详细收集归纳整理，绘制成规范的图表。有的方面要实际丈量或测量、汇总计算，为《拓家河水库工程竣工决算报告》提供资料、数据等。何向前当时是副总指挥，水电局副局长，亲自负责此项量大而系统的工作。我一直参加了图表的描绘和统计、图表的印制工作。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要求特别严格。他满口河南腔给我们培训讲课。他派我和闫致兴、范金城、韩发林实际丈量总干渠的长度。我们两人一组，从大坝输水洞口，沿着渠线两侧，分别拉着30米长的钢尺，一截一截拉直平着丈量。每段明渠、每座建筑物分别合计一次，取平均值，详细记录，特别是沿线隧道最多，有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水洞，我们光着脚，挽起裤腿，用五节电池的手电筒照着一尺一尺认真丈量。因为是夏季，洞里的水很冷，偶尔有蛇，让人胆战心惊。就这样好多天，一直量到南杨舒村总干渠出口处，准确计算出总干渠长度为22.21公里。当时我们背着水壶、干粮、钢尺、手电筒、用具包，穿着单薄的蓝色工作服，就像地质考察队员一样。
王焕文，黄龙县白马滩人，建国前大学毕业，水利工程师，也是拓家河水库工程技术权威之一，一直在施工组工作，是个高个子，黑长脸，圈脸胡，习惯戴一副浅色墨镜，衣着很讲究，爱抽烟，因为他工资在工程组最高，每天抽两盒宝成牌香烟，每包2角钱，牙熏得很黑，手指发黄，是个民主人士，他办事说到做到，作风严谨，一心工作，水库不少建筑物都由他设计，专业技术能力特别强。他汇报设计方案既专业又简练，没有一点多余的话，都能很顺利通过。每年过春节，他因交通不便总是绕道经铜川坐火车到韩城，再坐班车到黄龙再到白马滩。回来给我们带特产让大家品尝。王焕文在拓家河水库建成后任县水利水保局副局长，后调回黄龙县任政协副主席，我曾两次到黄龙看望了这位尊敬的前辈。
常俊武，延安地区水电局工程师，富平县人，山原水校毕业，和刘飞雄是校友，大个子，书生气质，爱抽烟，每天抽一包羊群烟，他工资不高，羊群烟一包九分钱。他是水库工程总干渠建筑物设计与施工的技术骨干，常年派驻工地，我们一起几个人住在槐柏后仙姑河村西头沟渠内一个大土窑里。窑很大，为防止顶部坠塌，用木料打着支撑，窑中四根柱子很粗，顶着两长块大厚板，柱子之间用木棍连接，用8号铁丝撸紧。晚上睡觉衣服搭在棍上，窑下面用床板摆个大通铺，窑门口支一块图板，晚上回来，围在图板周围计算、画图，窑内还要放着大小的直尺、塔尺、仪器和用具，没有电灯，因为渠线施工组距离指挥部远，没有发电设备，用的是罩子灯，每天都要擦，否则就不亮。厕所在窑洞北侧小沟渠里一个土窑，里面挖个坑，隔几天要掏一次。用水是从窑洞南边300多米长坡下面的泉水里挑。吃饭是在后勤组的灶上，因后勤组设在后仙姑河。我们经常测量回来得很晚，做饭的邓师傅(城关五队人)给我们留着饭。那时以玉米馍和荞面卷及钢丝饸烙(用机子压的玉米饸烙面，吃起来很硬，人们称为钢丝饸烙)为主，偶尔间吃一顿白面条，我们连面汤都喝光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年累月工作着，大家各有分工，大部分一个人管几个营的测量与施工。常俊武不管具体哪个营的技术，主要负责渠线建筑物的勘测与设计。因为总干渠20多公里长，越过许多沟道山梁及地下水外漏的地带，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加之边设计边施工，要求时限短，技术力量薄弱，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工作量非常大，经常很紧张。我记得，从大坝输水洞至槐柏洼里沟这段总干渠，沿途要越过五条很深的沟，这段属于第一期工程，因为经验不足，时时处处都存在着矛盾和问题。在下面设计一条涵洞，上面采用洛川传统打土桥的办法，两边用木椽帮上去，边坡很陡，打成五座大型土桥。结果因为沟道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因素，加之一些行政干部不听技术干部的方案，认为土桥能帮，土坝也能帮，主观地决定。打一次，两边坡滑塌一次，反复几次失败，费了很大劲。为了省工反而费了工，劳民伤材。最后还是用大边坡搭起了五座渡槽。
何家曾，省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是水利厅派往拓家河水库的技术权威。他是西安人，身材魁梧，乐观大方，快言快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业务技术能力很强，不管搞哪项设计都很快、很轻松，设计的工程大气，保险系数大。后来还对水库除险加固争取了项目。他1971年驻水库负责设计组的工作，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省上。他主要进行了隧洞等建筑物位置、走向及结构断面的设计。石头营承担的钢筋混凝土渡槽就是他设计的。他画了一张草图安装模型图纸，让我在方格纸上按照他画的比例展开，制成指导木工，制做模板的规范图纸。他在石头营给我手把手教经纬仪对中、整平的实践方法;用三角架调整，同书本上用螺旋调整和镜子底座微动的方法大不相同，能节省很长的时间，既快又准。这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善于动脑筋，结合洛川塬土层深厚，渠线穿越的地方都有地下水等地质条件，把隧洞原设计的顶拱断面一心圆、腿子为直墙，改为顶部三心圆，底部和腿部一心圆的断面，以增加抗压强度，使隧洞更加坚固。后来他还把洞子用毛料石衬砌更改为混泥土预制件衬砌，既减少摩擦力又加快流速。至今天拓家河水库隧洞使用和运行良好。在石头沟的钢筋混凝土渡槽的施工期间，关键部位他都守在工地。特别是在浇筑渡槽支垫(就是渡槽底部与桥墩接触的部位)，要求特别严格，强度要高、要光滑。用料比例他盯着称，一个环节都不马虎，有时还自己示范。如把混泥土模板安装好后，运来很多的肥皂，熬成稠水，刷在木板里面，装入搅拌好的高标号混泥土浆，用插入式震捣棒震实。他对水泥的标号、沙子、石子和水泥的配合比、水灰比要求都非常的严格，丝毫不马虎。因为当时都是民工劳动，不是专业的技术工人，所以他特别小心，如有一点失误，损失不可设想。到现在，这座唯一的一座钢筋混凝土渡槽飞渡在松树峁下的大沟里，连接着东西方向的渠道，承载着驶往农村和工厂的渠水。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说过：“我们的革命斗争要靠两结，一个是团结，一个是总结。”五座土渡槽施工的数次失败，严重的影响了工程的计划和进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资。工程指挥部就此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这件事主要是一些同志形而上学的思想严重，只图工程进度，不尊重科技干部的设计方案，坚持就像原面过沟土桥一样的办法打土渡槽，还批判所谓的洋奴哲学，说不管啥都按苏联专家的技术要求是崇洋迷外。认为按照设计图纸工程量大，进度太慢，很多土桥是民国以前打的，至今都没有出现问题，土渡槽也同样可以用椽帮，指挥部就采纳了这个意见。结果是违反科学，受到惨重的惩罚和非常大的损失，教训十分深刻。经过深入讨论和深刻的总结，都认识到这是一种盲目冒进的极左思想，举一反三，进行了彻底纠正，统一了认识。此后，全工区所有建筑物都严格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绘制的图纸进行施工，使工程建设不走弯路，顺利推进。
水送往田间和村子，要在道路土坝顶修渠过水，又遇到了难题。公路土桥不行水，沿途五座土桥上要修渠过水，经受不住慢性渗漏和无法避免的不均匀沉陷，坝体会湿陷滑坡，造成更大的劳民伤财。如何办?常俊武同志想了个办法，就是筑U型钢筋混凝土薄壳渡槽，U型渠道的特点是占用坝顶宽度小，摩擦力小，结构合理，重量轻。但还克服不了坝体不均匀沉陷的存在，怎么办?他又想出在堤坝上打井柱，打到基岩上，用混凝土浇筑上来，在井柱上架设薄壳渡槽。但也存在风险，井柱最高的地方要打十几米深，加之上游有地表水长流，坝体含水量高，有的地方为土石结合的土质，施工难度很大。又怎么办?常俊武同志听到到关中、陕南地区建有薄壳渡槽工程，就向指挥部提出去宝鸡冯家山水库和汉中褒河水库参观学习。指挥部组织了一个参观学习团，由常俊武同志带领，施工组刘飞雄、曹云鹏、郭志峰、路遇喜、张江南和我及五座渡槽所在营上的施工员。这次参观学习是我第一次走出洛川，大家长期在山沟里跑，很少出门，很高兴，看这看那，开的是水库的小嘎司。先到铜川，沿途是公路和石子路，非常颠簸，到铜川“五一饭店”住了一晚，再乘火车到西安，当时的火车很慢，得很长时间，第二天晚上到西安火车站，住北大街中华旅社，这个旅社就是水库采购员的驻地，一个小院，几边很低的房屋，房子非常简陋。晚上去钟楼旁边食堂吃饭，买饭的人排着长队，出几毛钱，几两全省通用粮票，先买票，再给票打饭，拥挤在一排长长的低矮的桌子上三下五除二吃掉，到钟楼旁边一个很大的“解放商场”逛了一遍，印象中商场仅有一层，全是用没有加工的大方木撑起，面积很大，商品很多，都很新鲜，一切都没有见过，对什么都很感兴趣。回到中华旅社，常俊武同志给了我一根香焦，我没吃过，连皮就咬，咬不动，在场的同志大笑，一路上人家都叫我“吃香蕉皮的小伙”。第二天，我们去西安火车站，乘坐去成都的慢车去汉中褒河水库参观学习。火车爬行得很慢，翻越秦岭都得两个车头，一个前边拉，一辆后边推。印象中有很多遂洞，到了晚上伴着车轮和铁轨碰撞的有节奏的咔咔声睡觉，天明了才经过秦岭最高的秦岭站。到了略阳站，停的时间较长，下车看见略阳县到处是煤炭，熏得很黑，很脏，还不如拓家河。过了很多遂洞，大家的脸、身上穿的白色衣服全部变成了黑色，一个笑一个。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的交通运输是非常落后的，火车又行了一段，到了阳平关，晚点了，我们在这个车站等了大半夜，到后半夜才上到车上，天明到汉中站再转乘大卡车到了褒河水库。我们去的宝鸡和汉中，到处受到热情的款待，我们住的招待所门口和水库有的地方都有大长横幅，上边写着“热烈欢迎革命圣地延安水利参观团”的标语，吃住不出钱，印象最深的是河东店食堂用大米做的发糕的又香又甜，凤翔县的面条辣子放得很重。一路上学习了很多东西，主要是薄壳渡槽钢丝网的绑扎技术和浇筑混凝土方法、养护方法及其他跨沟建筑物的施工和设计技术，当然紧张而辛苦，但感到非常有意义，增长了见识。回来后，先后完成了总干渠旧县、后子头、菩堤、永乡、石泉五个工程营承担的薄壳渡槽工程。这几座渡槽现在40多年了，还运行良好。
渠线施工组组长刘飞雄，礼泉县人，1955年三原水校毕业，分配到延安水利工程队，后调到洛川水利队。60年代下放家属，入在后仙姑河队。他身材高大，为人正直本份，技术能力强，施工经验丰富，敢于坚持原则，经常关心和帮助大家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他先后负责在南史家河、仙姑河、洛河等川道农村修了不少小型灌溉工程及水轮机、水电站等，一直在水利第一线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在拓家河水库渠线土渡槽的变更设计方案的风波中，他坚决坚持按原设计图纸施工，和指挥部常俊武等同志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像帮打原面过沟土桥那样进行五座土渡槽的施工，提出变更设计后的严重后果，而且单独找总指挥陈述，结果领导没采纳他的意见，致使其受到严重的挫折。后来实践证实刘飞雄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技术人员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是科学的。这件事体现了刘飞雄同志无私无畏的气魄，高度地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尊重科学的品格。刘飞雄是我抽调在水库施工组的直接领导，他从1969年就投入到水库的勘测设计工作。1970年水库开工，任指挥部工程组总干局施工组组长。1971年，因为我的字和珠算还可以，连上指定我为连施工员，每天计算各排的土方、石方、混凝土等，把质量关、记工程量，经常和指挥部施工组的同志接触，测高程、定中线、跑尺子、立标杆、打木桩、埋石桩等。我年龄也小，跑得快。当时施工组缺人，刘飞雄把我抽到施工组测干么重，就是测土壤的单位容积重量和干湿度，来衡量土坝回填的密实程度。说起珠算，还是小时候我的老父亲给我教的，他教我口诀，教我“狮子滚绣球”， 我练得很熟，没想到在拓家河水库用上了。施工组的计算量特别大，全用算盘计算，两人一组三人一组，两人打，一人报数，得出的结果相对照，对上了就正确，否则从头来。我想起了一句话，学会了“狮子滚绣球，那怕跑到天尽头。”从1971年9月到1975年后季，一直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下工作。那时候我也没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懂，他就给了我一本很厚的《小型水利手册》。我每天边上工边学习，不懂就问，在实践中学习。开始我负责五个工程营在总干渠上承担的土渡槽干么重测定工作，从早到晚背着仪器箱，到坝面压过的层面选点取土样，再到一个土窑里，把取回很规则、精确体积的土样用天平称，用酒精烘干、计算出其含水率和干么重，如测定1.6以下就是不合格，就是要返工。其他营都能按施工标准，坝压得很密实(土坝机压每层土，黄土不得超过三十公分厚，红胶土不得超过二十五公分厚，而且不得有料角石和柴草，不能上干土，也不能上过湿的土，含水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六以上。要求非常严格，否则压不实)。因我是永乡人，营连干部不听我的。我回去给老刘做了汇报，当即派曹云鹏同志到永乡营进行纠正，因为把问题看在我身上，没有返工。曹云鹏同志非常生气，就把测完的数据汇报到工程组，结果指挥部批评了永乡营，全工区进行了通报，对质量问题进行了纠正。结果，过了几天，当时的永乡营长拿了营上的信，要把我调回我村当党支部书记，被工程组王天恩和刘飞雄同志拒绝了。实际这是准备把我搞回去整我，哪里是让我当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连党员都不是。
我测了一段干么重后，被调到李家寨对面松树峁下的石头沟(因为石头营在那里，就叫石头沟，本来叫松树峁)，负责这个施工段的武石、石头、黄章、土基营承担的桥涵、渡槽、隧洞工程的施工技术。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我体会到水利技术是最难学的。它包含广泛的科学知识，化学、数学、光学、力学、几何等等。如硅酸盐水泥、树脂、感光、配合比、养护等都与化学相关;工程设计涉及的水力、风力、动力及水文中的三水循环，抽水站管道真空及钢筋混凝土热胀冷缩等都与物理运动的规律有关。复杂的水利工程技术，只有科班出身的人才并经过实践才行。我这样的农民施工员只能是一知半解。测量过程中用的对数、函数、正数、负数、2c值等都是数学的概念，就连修筑钢筋混凝土渡槽安装的模板(模型)，都是先在图纸上划出来几何图形，照图加工。同时觉得水库工程不仅是人们征服自然而创造的一项设施，而且是人们科学实践活动的一个大平台，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海洋。工程施工技术的精确度要求很高，工作量很大。大量的工作都是刘飞雄和施工组的同志交给我完成的。通过实践让我掌握了一些实用的水利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的方法，增加了不少科学知识。
拓家河水库总干渠的五号隧洞是全工区最为艰巨的一项工程，隧洞总长1150米，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开始是穿过黄土层，打土洞，到后来，洞子上半部是土层，下半部是石层，又打出来地下水，上边塌的不行，下边硬的不行。为攻过塌方，指挥部从铁一局请来一名工人师傅，叫张广厚，是铁道隧洞攻克塌方的高级技师。他看了后用铁道隧洞攻塌方的方法，采用上面支撑天板，下面用风钻，电钻打眼放炮的方法，每进展一米都十分困难。我和老刘每班都到洞子里放线，就是用经纬仪确定中线，确定方向，用水准仪测高程，确定设计高和比降。每放一次炮都要测一次，在洞底石层找水平点，再用吊线锤挂几道直线绳以瞄中线。有时我同闫致兴、余成祥测量放线。洞子视线不太清，非常费劲。每次放完炮，电灯线打断了，一片漆黑。我们用五节电池的手电筒照着测。5号隧洞是两边对打，打到接近中间时，全成了石层，水又很大，用潜水泵往外排水。每天都放炮，洞内不透气，人又憋又闷，很危险，影响进度。刘飞雄同志主张在原顶对准隧洞打几个天井以通风透气。就派闫致兴和我用经纬仪在原上顺隧洞路线测定了几个打天井的位置。指挥部很快地调来两台钻机，在洞子顶部山梁上打了几孔通气孔(天井)。这才解决了透气的问题。隧洞中的测量放线，是确定中线、方向、高程和比降，不得有半点差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否则会投不住，前功尽弃，劳民伤财。有一次，我和刘飞雄在洞子里放线。老刘前边走，抱着仪器，我后边走，背着箱子。走到掌子面，突然洞中一大块石头塌下来，重重的掉在了我两个之间，水花四溅，泥水溅了满身满脸。把老刘吓得出了一身汗，把我也吓愣了。如果我们师徒两个不管谁慢一点或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就没命了。我们的命真大啊!
通过五号隧洞的施工，总结了很多攻克隧洞塌方的经验，运用到其他工区。在石头营七号隧洞与钢筋混泥土之间有座小山丘，原设计为明渠，后因防止侧坡滑塌改成隧洞，领导让我勘测走向。这是我首次独立完成勘测放线。我经过反复翻越定向，将洞子测定为弧形，从两头开挖推进。结果因为误差计算不准，照着我确定的水平角转弯，打到对接处相差1.2米左右，只好调整角度，使洞子稍成S形。想起来还是自己基础太差，实践太少，技术不过硬所致。当时我非常自责。
1973年，土基营负责的9号隧洞塌方严重，洞子内的稀泥一下子涌出20多米。有一次连泥带人一起推了出来，非常危险。这主要是地下水和山体塌方造成。指挥部就又请来了铁一局工程队的张师傅，指定了我和余成祥连同张师傅每天三班倒，每人一班当技工，攻克泥石流塌方。我们采用支撑天板、支撑方木的方法，每推进一米，就用大量的木材支撑到四周，在支撑保护下拉泥、挖泥、砌石箍洞，一节一节地向前推进。这样用了半个多月时间，穿过了塌陷区。在攻克塌方的十几天里，每天给我们三人发一瓶半斤重的西凤酒，我喝了些，大部分拿回去给了我父亲。这种酒在当时是买不到的，都是指挥部特批的。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发给我们的壮行酒吧。1974年，指挥部把我选为先进工作者，5月4日出席了延安专区青年农业学大寨表彰大会。第一次到延安，参观了革命旧址，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会议。全工区就选了我一个代表，住在延河饭店。没见过高楼，什么都没见过，觉得很新奇，心情激动万分。
在槐柏街松树峁沟石头营当施工员时，还有件我特别伤心的事。石头工程营有个副营长，让我给他打问去槐柏街的顺车，说他在川道买了几块门方，给捎上去。我找了武石二连一辆来工地送菜的牛车，拉到槐柏街。结果有人反映这个人私自拉走了工地的木材。有一天施工组开汇报会，领导给我谈话，说我头脑不清，给人运门方，要我认错、写检查，在会上检讨。我辩解他不听，还严厉地批评了我。我只好在会上做了检讨。回到工地实在想不通，多亏了大家为我开导，几天后才缓过来。教训非常深刻。那时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后来我遇到事情都掂量掂量。
这样大的工程有很多人们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在松树峁下的八号隧洞施工，最使我害怕的一幕，是有一次我去洞子放线，因这是个干洞，看起来土质牢固，没有地下水渗出，大家认为很安全，就疏忽大意。洞内掌子面有四五个民工在挖洞，突然顶上好大一块土塌下来，把一个年轻的民工压在下面，我们几个把土块使劲掀开，把伤员扶起来，当时他还会说话，抬到卫生室就没抢救过来，牺牲了。有一个石匠被放炮的石头打死了，有一个人在坡上放架子车，没收住牺牲了。还有后面说到的不小心点燃火药造成的伤亡等等。在水库边上的台地里，有许多淹没在荒草中的坟堆，他们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当壮年，但他们为拓家河水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献出了青春年华和生命的工友们没有留下什么，但留下了一汪清澈的库水，永远流向干渴的人们和土地。这又使我想起“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诗句。如果他们在天有灵，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我相信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地来到拓家河。
1977年我被任为水库管理处团支部书记，李海全为副书记。我们围绕工程管理和建设开展了很多活动。李海全也是我们施工组的同事，处事果断，有能力，是我们组的骨干，特别善于帮助同志。我们在一起的北京知青闫致兴基本每年都在他家过年，与水库和同志们有十分深厚的友谊。李海全的劲很大，1972年冬，我们在老庙测量，晚上回到住处，没有水。因驻地的水井辘轳坏了，没办法搅水。李海硬是全用手把水从井里吊上来。井很深，吊水的绳索又很粗，连接的一长节绳浸湿了，加起来很重。他跑了一天还能把水吊上来，大家都很佩服。李海全也同样负责过几个营的施工技术工作，很有组织能力。完成任务出色，乐于助人，敢于负责，后来也成为一名领导干部。
武石营承担的五号隧洞，打了五年，直到1975年国庆时打通，为国庆26周年献礼。那天，我和老刘在西沟二连隧洞撑面子，听到东沟的隆隆的风钻声，心情万分激动。在场的人大声欢呼，通了!通了!就这样，在工地，我和老前辈刘飞雄等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完成了最艰巨的施工任务。1979年6月19日，我和刘飞雄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向党宣誓。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韩绪坤和杨秉权，现在都病故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在永乡工程营二连当施工员时，曹云鹏是工程组派往永乡营的技术员。曹云鹏同志是富平县人，1968年武功水利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洛川县水电局工作，同刘飞雄同志一起从1969年就派往北川勘测拓家河水库。当时他是位很年轻的技术员，高个子，走路有点拐;他业务基础非常扎实，善于钻研学习，文字水平很高，工程字和行书字写得既快又好，是指挥部调到设计组唯一一名中专毕业的技术干部，计算的数据、绘制的图纸精确规范，为大家所公认。有一次，我们俩测一号隧洞北口BM桩的座标方位和高程，冬季风很大，冷得不行，他把他的手套让我戴上，还让我把他围的毛巾绑在我头上防寒，这使我至今难忘。拓家河竣工后，他又承担了两水河水库的设计和施工任务，该工程精心设计，精心施工，顺利完成，成为全省模范工程，至今效益非常好，促进了朱牛灌区经济的发展。之后，他调任县水保队队长、县水务局局长，在洛川水利建设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曹云鹏1946年生，2006年因病去逝，年仅60岁。
还有位很优秀的技术干部，我们有深厚的感情，他就是韩绪坤，是杨舒公社韩门村人。1962年武功水校毕业，分配到县水利队工作，家境贫寒，任劳任怨，技术过硬，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生活朴素，可谓德才兼备，是我们施工组副组长、测量队队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整个总干渠二期工程的勘测设计都是他带领我们在一个秋冬完成的。我们白天跑外业，夜晚加班到深夜搞内业计算，每天如此。1972年冬，指挥部认为我们测量队辛苦，还给我们送了一头猪，让我们过年。韩绪坤同志对工作精益求精，毫不客气，毫不马虎，很多事他亲自把关，搞得不好过不了他那关。他脾气不好，弄错了不给面情。水库建成后任县水电局副局长，负责业务工作，还领导我们完成了《洛川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区划报告》和《洛川县水利区划报告》。在两个区划报告的基础上，利用报告的成果，我同仁凌义、赵春正完成了《农业产业化中的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论文，获得全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个大孝子，把省吃俭用的钱和粮票经常给了老母亲。我们测量队有时的饭菜他当天晚上送给了老母亲。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他只要回去就给老妈干这干那，忙个不停，我还跟着他去了几次。他生活很朴素，冬天穿着老式棉袄，戴着个褪了色的蓝色有沿帽子，像老百姓一样。1972年冬我们测量队住在老庙收购站。韩绪坤是我们的测量队长，指挥部施工组副组长。杀猪的老乡问他水库工地一个月多少钱雇你，他说不要钱。这都成为我们开玩笑的话。1987年，韩绪坤得肝病去世，终年47岁，英年早逝。
郭志峰，老庙下路村人，武功水校农田水利专业毕业，分配县水电局工作，从水库开始就被派到渠线施工组工作，和我们在后仙姑河住了很长时间。他主要负责槐柏洼里村北沟的石泉营的渡槽渠线和武石营承担的五号隧洞进口(当时称东沟)的施工技术指导工作。我们一起工作了几年时间，直到1975年五号隧洞完工才转入灌区配套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工作。他工作仔细认真，待人和善，遇事冷静，任劳任怨，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我最早学习和观察水准仪、经纬仪都是他教给我的，教我如何对中、整平，如何读数等。有一次我两在石泉营搞工程核查计算，一直到天快亮才完成。1993年，洼里村北的第一抽站水流连接的一分干渠动工，指挥部决定先期勘测和开工，刘飞雄带我们测从洼里至白家咀的分干渠，因为这条渠没有自己测地形图，拿着航拍的图纸，在图上标出渠道走向，然后对照地貌、地形、地物，确定了走向，规划设计了灌区第一条分干渠。后来这条渠延伸到石泉公社。我们当时测量时，午饭是在槐柏公社灶上，晚上还是走回后仙姑河。水库建成后，他派往秦关公社，设计和施工了党家塔抽水站。这座抽水站是南塬最大的高扬程抽水站，投劳很多，工期也很长，建筑物不少。几经周折，现在运行良好，是南塬的骨干工程之一。郭志峰后任拓家河水库管理处处长，他坚持几十年在水库，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工程组办公室主任杨秉权，宜君人，解放前中学毕业。他文字功底扎实，待人诚恳，严谨认真，办事安排合理，有条不紊。他的字写得非常好，还给我们说他上学期间没钱买纸，捡了很多树叶练习。他对我很关心，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我在水库当文书时他是办公室主任，经常亲自起草文献，协调各单位的工作，刻蜡板、油印、装订等忙个不停，我记得他写的字像隶书，稍有斜度，整齐美观。后来我们经常联系，他先后调任京兆公社主任等，他病时我去看望，说起工程上的事话就很多。2008年他因肝病去世，我到他老家安葬了这位老领导，在那个大山深处的村庄住了一夜。
1976年，我在水库大坝搞水库观测，主要做反虑坝的设计施工和水库淤积的测量工作。施工组派我和韩发林同志一起完成这项作务。水库修成几年后，存在着绕坝渗漏，观测工作需要加强，用科学的方法和测量技术观测水库的水位变化，库容量、来水量、蒸发量和渗漏量。修反虑坝是在大坝下游下角处和几个渗漏点，按照设计的坡比和高度，修建分料石、粗粒石、细粒石、沙子不同厚度的分层过滤器，以过滤渗出的库水，挡住泥沙。我们俩多次在一起测量施工，合作紧张而愉快。他是杨舒公社东青牛村人，比我大两岁，很小离开母亲，他大嫂把他拉扯大，他哥在延安工作，他从小在延安上学和生活，是延安中学毕业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常给我教数学知识和测量计算的方法，教测量计录的方法，给我帮助很大。他有一次在大坝上测干么重，没有注意，一辆链轨机子的销子把他的腰挂了一下，他当即倒下，动不了。经检查腰椎骨折，送往医院住了几个月，治愈后走路时腰还往一边歪。我们去医院看望，他动不了身，眼泪直流。1986年秋季的一天，大坝开闸放水，领导派我们俩在输水洞出口至一号施工渡槽这一段昼夜寻渠，看是否有漏水的地方。这段既有明渠，又有渡槽，又有泄洪闸，是水库输水的关键部位。我们俩两天两夜巡回检查，到了晚上，穿上棉大衣，累了在渠岸上躺下歇一会。天很黑，我们很怕，发林就给我讲故事，讲了很多很多，主要是民间习俗的内容，很有意思。还有一次，库区站杀了头猪，把猪蹄撂在窑门口的山坡上，他下去把猪蹄拾回来，烧洗干净，煮熟我俩美餐了一顿。那年水库因为绕坝渗漏，影响坝体安全，水库采取水中倒土的办法处理渗漏，地区机械施工队在库区施工了一个多月，把一个小山头全部用机械推倒在库水中。为了测水库中的淤积量，这年冬天，又派我和发林在冰面上测淤积，测量要打冰窟窿，当时冰面厚度在40公分左右，十分费力。我们测了一段时间，绘制成曲线图，计算出淤积量等数据，报送施工组，以提供处理绕坝渗漏的淤积。有一天，我俩测到教场坪，天色已晚，饥肠辘辘，饿得实在不行，走不动了。那里一个土窑里住一个老头和他的老伴，我和发林问有什么吃的，他们说没有，我说那怕是糠馍馍给点，他们也不给。我们实在没劲了，瘫坐在那里。最后还是刘飞雄骑着自行车从冰面上过来，送来了干粮，这样才回去，否则我们俩回不去的。我们俩在大坝上经常吃鱼，划一叶小舟，把丝挂子横向布在一个小沟口，每天下午拉一次都能捕到鱼，有鲫鱼、鲤鱼、草鱼、鲢鱼。回来我俩搞净，像炒菜那样煮熟，连鱼带汤全吃光，现在想起来真香啊。那时洛川人是不吃鱼的。我们俩还在水库下游河右岸设计施工了几个很大的养鱼池，为水库养鱼，发展水产事业。我们在一起，我学到了不少的文化知识，养成了我勤劳本分的性格，我们是患难之交。
这一年，我们和王文斌等还搞了一次安生沟水库的勘测设计。当时因为大坝渗漏，加之来水量不足(常流量少，主要靠汛期蓄上游的洪水)，县上计划在水库下游右侧两公里处支沟再打一座土坝，开凿隧道，将库水送到拓家河大坝内，形成长藤结瓜，补充水量。时间要求很紧，我们住在库区站，早出晚归，白天外业，晚上内业，加班完成。王文斌同志长期搞内业，他写的隶书和宋体就像印刷体一样，特别工整规范，图纸上重点部位的字也都压着半圆仪一画一画地写，题目和正文都有大小的区别，如图例、说明等。在水库他数第一，是我的师傅，我们的感情非常深。文斌同志是生活的强者，有很多的劳动技能，特别能吃苦，不管工作还是学习，都有坚韧而执着的精神。水库工程大部分蓝图都是他昼夜加班描晒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要求的准确程度是相当高的，水库工程设计和施工全是蓝图，那时制图相对还很落后，都是手工绘制。设计人员先将工程图绘制在未用的方格纸上，给权威审核签字后，再交描图的工作人员，描绘在透明纸上。这个过程要求特别严格，连用几号字、各种线条的粗细、图例、各种符号都有严格规定，一点不得马虎。绘图用具装满几大盒子，画线条的绘图仪就像螃蟹的夹子分大、小几种，绘图时，用新蘸笔把特制的黑墨水点到夹子里，用三角尺或直尺一画一画去完成。如果画错了，不能涂改，用剃须刀片一点一点刮掉，再用橡皮擦净，在上面重画。有的较为复杂的图纸，要描绘一张需要几天的时间，非一般的硬功夫和耐性是拿不下来的。描好后，再用翻版晒。晒图工序也很多，先在暗室把感光纸按各种尺寸裁好(这种纸不能跑光)，装在黑布筒里，再把熏图筒底层倒入氨水(一种无机化合物，很臭)，然后把晒图架搬放在门口太阳光下，把透明纸装在架子上玻璃板下面，逐张把裁好的感光纸快速拿来，压在透明纸下面，对着太阳观察感光纸在光的作用下的变化，如果变成了蓝色，就赶紧收下，又很快投入熏图筒。在筒内熏若干小时，一般为十个小时左右，使感光纸在氨的作用下起到化学也变化，成为不跑光的蓝图。取出来再裁边，这才是成品的蓝图。整个过程必须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就这样一张又一张、一天又一天地描晒。收工后，我们休息，他还把山上的马茹子、条子割回来，编了几个囤和笼。那时油很少，又不好买，水库北峁上面有个叫杨原的村子，听说菜油便宜，能买到。我和发林、文斌从水库药房每人要了一个大口瓶子，上到这个村子，买了三瓶菜油。当走到峁头时，乌云密布，倾盆大雨，我们冒雨向下跑，淋得像落汤鸡。跑回后瓶子打碎了，油没了，各人的脚指头都从鞋里出来了，让人啼笑皆非。
配套工程的测绘和施工工作量是相当的大，当时主要由施工组组成测量队，提前把每个公社的原面地形地貌测绘成万分之一地形图，然后在地形图上根据其地貌地物和等高线，构绘出各级渠道的走向、长度、计算出断面、比降、工程量等，经技术权威审核签字，再绘制成蓝图，再动员劳力，照图施工。因为测绘任务大，三分干渠原面较大，指挥部技术力量不足。1977年春，地区水电局派了总工程师肖志敬和工程师刘绳武、郑生民，南部原区各县出一名测绘员，组成延安地区支援规划学习班，在老庙三分灌区实习，食宿在水库管理处。我被指定为指导老师。记得这次测绘规划还有黄陵郑家河水库的兰录林，也是指导老师，他后来任延安市水利局纪检组组长;宜君县西河水库张俊锋;宜川县水电局张亚珍;富县大申号水库一名同志;我县老庙公社乔子村的赵耀珍，南韩村的宋雪兰。印象深刻的是赵耀珍，高中刚毕业，爱看书，非常勤奋，爱整洁。我们七八个人住在水管处东边一孔砖窑，一个通铺。有天晚上，我们睡了，赵耀珍点着洋蜡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洋蜡着光了，铺盖着火了，赵耀珍烧起来了，我们被熏醒，光身子打火，火光四溅。把房子桶里、壶里的水都用光了，火才扑灭了，所有的铺盖全湿了，有的烧成大洞，不能用了，幸亏没事，非常危险。当年恢复了高考制度，赵耀珍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铜川市委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完成了这项任务。指挥部的测量组和后来的测量队测绘工作我都参加到底，所以对这块原面很熟。
水库的灌区渠系配套工程从1973年就开始测绘设计，并开工修建，到1979年全部完成，整个渠系根据地形地貌设计不同形式的渠道断面和建筑物，有矩形、有梯形、有U形、有桥梁、有虹吸管道、有遂洞、明渠，分干渠和支渠连接处都修有闸门，支渠和斗渠、斗渠和分引渠连接处修有斗门。所有这些都是依据灌溉的面积设计断面的类型和大小，以避免浪费，都搞得非常科学合理。
有一些建筑物的设计和计算要求非常严格。六分干渠北杨舒到尧雪村的一座倒虹(就是虹吸管)，因两村之间要翻越过一个大崾岘，要先下一个长坡，再上一个长坡，才能把水引到下游村庄的田地，因此，就在北杨舒村西打了一个竖井，打到设计高度后，再打一段遂洞，到下尧雪村处再连接管道上坡，上至居生村北出口和明渠连接。这是水库建设唯一一座倒虹工程，要计算精确，施工要求很高，不能有半点差错，严格按设计的落差把握，而且防渗漏衬砌都有严格的施工程序，否则会前功尽弃，劳民伤财。这座建筑物修筑得非常成功，至今给延炼供水，运行正常良好。此项工程是县水电局工程师韩天祜同志设计和施工的，图纸都是我描绘的，因此印象很深。韩天祜同志是刚落实政策回来，因文革打成右派开除回家，在泾阳老家闲居多年，恢复公职后，思想解放了，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晚上都不睡觉，并经常守在工地把质量关，我们非常佩服。
灌区的配套工程主要由灌区四个公社筹劳，国家补助资金完成，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中一、二、三、五分干渠分别由槐柏、石泉、老庙、杨舒四个受益区的公社结合灌区大平大整，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同时完成，四、六分干渠因灌区四个公社再承担不了这两条分干渠的工程任务，由县上动员非灌区12个公社的劳力，采取大会战的形式完成。我记得非灌区14个公社除洪福梁和武石公社外，其他12个公社，划段分工，集中会战。1979年在麦收后，集中三个月完成了任务。当时县上成立了会战指挥部，由革委会副主任，水电局长王天恩总指挥，水电局副局长张治中和水利水库管理处处长贾茂林同志任副总指挥，张治中兼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治中同志是富县人，1965年社教运动后留在洛川的领导干部。当时是水电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因为王天恩同志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水电局长)，他组织能力强，工作能抓住重点，处理问题方法得当，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廉洁奉公，担任主要领导从来没有批过财务条据，由分管的同志具体审批，只把握原则。在工作中关心同志，方法得当。后来任县水利水保局局长，使洛川水利水保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后被提升为延安地区地下水工作队队长。我当时是指挥部办公室文书，办理指挥部日常事务，如上报下达，统计进度，刻印各种报表，编印工地简报等，每项文字材料和数字报表都由我起草，张治中局长把关签字，然后刻制蜡板、油印，装订好，印发各营，上报县水电局及革委会办公室，工作非常繁忙。同时各营都有指挥部派驻的技术员，指挥部下设施工组，具体指导各营工地的施工。指挥部办公室和施工组设在杨舒公社。各公社为工程营，一名公社主要领导任营长，每营上劳根据其工程量，在300-500名劳力，集中人力、财力，3个多月全部完成了四、六分干渠的建设任务。可惜的是，在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大部分渠道遭破坏，毁渠种地，预制板被搬掉偷走等。唯独四座抽水站和六分干渠现在还在使用，供原面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和给延炼供水，发挥着很好的效益。
回忆拓家河水库建设，还不能忘记一位洛川籍的水利专家，他对水库的除险加固，延长水库的寿命出了很大的力。他叫屈承德，城关西街人，60年代初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先在郑州黄委工作，后调回陕西省水利水电设计院工作，总工程师，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水利专家。他擅长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和决算，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工程，有不少他都参与审核和审批，工作非常繁忙。拓家河水库建成后，因为出现绕坝渗漏，屈承德多次回来察看，查阅地质资料，提出处理方案，多方联系，争取项目和资金，对大坝进行帷幕灌浆处理、增设大坝墙坮等。他是个大高个，既有基础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搞了一辈子的水利工程，工作非常出色。他作风严谨，尊重科学，正直无私，坚持原则，在审核和审批工程预决算时，能把准要害，指出问题，说不行就不行，以老机械著称。我们两关系很好，也是世交。他回到洛川，不管公事和私事首先和我联系，还因为我在县水利系统工作了十五年，十年拓家河水库，在县水电局任了五年的文书的缘故。所以只要他回来我就陪到底，一同去水库工地，一同在招待所审核可行性报告，有时晚上也不回家，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的父亲是屈伸，抗战时是国民党106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国大代表、少将。那时我父亲是他的勤务兵，在河南他们是卫立煌的部下。屈伸主张实业救国，因之帮助和资助我父亲在河南灵宝县城关镇焦村一个绅士李工生家里的果园，学习了四年苹果栽培技术。学成后，我父亲把自己培育的苹果树苗引进到了洛川。洛川历史上没有苹果，苹果的引进和栽培使这里百姓脱离了贫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开启了洛川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屈伸功不可没。他在设计院工作时，还通过设计院给洛川水电局发了三个借调函，打算把我和李忠俊调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因我的基础太差，家庭拖累等原因没有去。我们父子与他们父子有不解之缘，两代人情深义重。2014年，屈承德因病去世。那几天我因病没有前去向这位老叔作最后告别，托县水务局局长孙杨民派副局长李宏礼前往，参加了这位水利专家的遗体告别仪式，并以县政府、县水务局的名义敬献了花圈。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位从洛川大塬走出去的、为家乡水利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水利专家。
在拓家河技术队伍中，还有文革后期水校毕业的张江南、王忠启、杨瑛等。我们一起的农民施工员何发理、王天义、王拴林、袁稳心、侯金浪、屈云峰、秦金昌、胡玉印、严保川、路洋海、李忠义等都为水库建设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经过拓家河水库的实践锻炼，后来他们有的成为党政领导开部，挑起重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有不少成为高级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概预算工程师，成为不同工作岗位的骨干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了重要贡献。在水库建设中，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长期帮助和影响着我，而我却无力有所回报，只有记在自己的心里。这也是我写这些文字的原因，我害怕有一天人们记不起他们。
在这样一个有专业技术知识，有实践经验，有高度责任心的协调一致互学互帮的群体工作和生活，使我不但学到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得到做人的教育，受益匪浅。水库是我养成学习的习惯，退下来后每天写几个字，读一些书，还写了一些不成体统的小诗、文章及书法作品送给朋友，登在有关报刊上。
毛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演时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活动的东西。”邓小平也说，科学技术是一第一生产力。正是因为拓家河水库工程的建设实践，使人们了解了自然的现象，认识了自然是可以改造的，通过科学的方法，水是可以上原的;正是这场空前而伟大的科学实践活动，改变了洛川十年九旱，饮水困难的面貌。使我们切实感到劳动是光荣的，劳动和科学实践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劳动和实践应该成为人们的第一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项伟大的科学实践活动，大批的青年民工和知识分子，经过艰苦条件的考验和实践锻炼，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有的成位国家建设的高层人才和骨干力量，挑起重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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